环球焦点！日本工薪阶级收入低迷的四个猜想

出品/联商专栏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撰文/联商高级顾问团成员潘玉明

荒年多怨、投石问路，他山可鉴、启迪自我。

从1990年到2017年的27年间，日本大众工薪阶级的年薪涨了约7万日元，去掉通胀、税费等因素，实际工薪层的劳动所得价值在持续下降。

官方的说法

安倍经济学以宽松政策为主基调，经过十多年的修炼，内阁总结报告中列出很多亮眼民生数据。2019年1月25日，内阁府编制发表《从数据看安倍经济学》，失业率从2012年底4.3%下降为2018年底2.5%，为25年来最低水平。就业人数从2012年6271万人增加到2017年6522万人，连续5年增长。最低小时工资从2012年749日元增加到2018年874日元，兼职小时收入增长约1.8%，创9年来新高。

但是，根据国税厅的《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1990年平均工资为425.2万日元，到1997年有所提升，从那以后开始下降，到2017年维持在432.2万日元。27年中只提高7万日元，结论是大众所得价值在下降，消费力在萎缩，这怎么解释呢？

从内阁府发布的“国民经济计算”归因看，日本经济存在以下问题：企业自创成长活力不足；贸易条件恶化导致海外收入下降；工薪收入低迷，保险费用增加；对未来不安，消费动力不足；企业资金滞留储备剧增，投资意愿低迷。

笔者斗胆，提出以下四个猜想：

低保障机制

理论上，大众工薪阶级的权益保护主要依靠员工自主工会、行业联合工会、劳动仲裁机构、公正交易协调机构、法律机构等，但是，日本是企业内部工会组织为主，主要听从企业决策管理层安排，做员工工作，和欧美的企业外部行业工会独立自治的功能差别非常大，比如美国员工可以在行业之间自由流动，高薪跨国聚才、高薪组合创新、高薪抵制通胀，因此，水涨船高，有能力的员工站在通胀浪头，自当受益。当然，遇到下滑危机时，往往采取裁员手段，欧洲工会也是默认裁员调节手段。而日本企业内部讲究“八公式”执行忠诚，不得轻易流动，也不轻易裁员，所以，工会提出涨薪诉求时，企业决策方就说收益困难，要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失业人数，甚至吸收或增加非正规就业者，维持低薪酬机制，于是工会就不说话了，员工要么感谢企业施舍之恩，要么忍受沉默，低头干活儿。

日产前负责人卡洛斯戈恩说过，日式团队的忠诚执行令人羡慕，但是忠诚过度会起反作用，应该树立一种有别于“八公式”忠诚的敢于自省的就业理念。

工会成为企业决策管理层的协调者、执行者，其功能与员工保障性质的初衷完全改变了，本来的价值代言作用弱化或消失，普通员工失去自主意志的法规出口，变成单纯的劳动者。

以便利店为例，2019年日本国税厅统计，正规员工年收入503万日元（男性561万、女性389万）。比较而言，便利店加盟主年薪长期停留在300万日元左右。某便利店企业总部得知下面有的加盟主年收入达到400万日元，明确提出待遇太高了，要降薪。

令人瞩目的例子是，2019年初，7-11东大阪南上小阪店店主松本实敏，因为用工紧张，在没有达成书面协议情况下，缩短营业时间，引发整个便利店行业24小时工作大讨论，加盟店主协会也组织了支持活动。2019年6月经济产业省、公正交易委员会介入，2019年10月便利店企业适当妥协，宣布有条件允许店铺缩短营业时间，到2022年2月底，7-11和罗森旗下分别有2000家、1200家店铺缩短营业时间，对于24小时经营的行业特性，算是一个根本性变革。

不过松本实敏就没那么好过了，2019年底，7-11总部以影响顾客消费秩序为由，解除松本的合同，要求他在2020年初交出店铺，松本不服，纠纷升级进入法律轨道。2022年6月23日，大阪地方法院裁定，总部解除合同有效，结论终究偏向企业一方。有行业专家提出，这是一面倒的结论，谁能保护、反映一线就业者的感受。

低就业门槛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代(2001-2006年)，修正了劳务派遣法规，降低了就业门槛，非正规就业者大批进入大众工薪阶层，新就业者以非正规资质入职，看上去就业率提升，在服务行业广泛渗透，但是平均雇佣薪酬大幅下降，很多非正规入职的双职工两口子，因为收入低微而不敢养育孩子。除了国内新就业者，另外还有几方面低薪群体：一是通过国际劳务协会组织，吸收国外技能类型劳动力，号称研修生，主要是从周边国家输入低成本劳工，充实基层简单作业和一线服务岗位。二是增加社区临时短工聘用频次和数量，甚至以熟练的短工担任餐饮店、便利店的店长等基层管理职务。三是由于退休缺员，不得不持续雇佣高龄就业者，维持就业数量，但是大幅度降低薪酬水平，本应在60岁或65岁退休的老年人，在60岁时被改为低薪酬雇工，甚至65岁完全退休以后，还在为了低廉的工资坚持上班。老年就业者会感谢企业收留，自然也就降低了对薪酬的要求。四是为了增加基层管理者价值感，增加兼职管理岗位，比如一个经理兼任几个便利店的店长，由此维持忠诚度。五是打擦边球，装聋作哑，简化或者不给员工上保险，或者偷工减料，少计加班费，大量的加班时间以奉献、服务的名义，让员工不再计较。个别极端情况甚至会出现让员工承诺，多做奉献、少计加班、提前离职不要赔偿或者放弃相关待遇等。

低就业门槛的结果，部分岗位小时薪酬增长、总体薪酬成本大幅降低，账面好看，同时，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被贬抑，薪酬和责任以及服务质量直接挂钩，低薪酬，意味着责任轻，一些投机心理浓厚的企业，团队活力与行业头部企业差距越来越大。有行业人士分析，在很多新兴国际化竞争中，日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发展战略保守，失去很多机会。

按照市场竞争优化逻辑，除了自然老化因素以外，企业批量缺员是经营产品结构、营销渠道洗牌、转换渠道的机会，也是转移业态、优化组织结构的机会，当连续几年出现系统化岗位人心涣散、劳动所得价值降低，证明这些岗位功能价值已经被市场质疑或者淘汰，应该向全渠道领域发展，比如零售岗位的导购员、拣货员，如果企业决策者僵化地维护现状、无知无畏，只能证明企业经营理念落后，服务营销模式在淘汰路上越走越远。

低价值内容的无奈

常理，由于经营产品缺乏创新机制，产品附加值低，竞争收益低下，企业就没有能力提高员工薪酬，只能寻找其它违规投机办法，转移调剂账目资金，降低员工薪酬总量，维护上报账面收益数据、维护虚假面相。

所以，要想维持或持续提高薪酬，核心依仗是经营产品特性化竞争力突出，赢得更多收益，同时还要善于调剂内部储备资源，提高员工各种相关待遇，让员工劳有所得、心有所安，看得见劳动付出的转化价值。

仍然以便利店为例，虽然店铺扩张数量不断增加，但是销售额增长率和产品创新收益率在逐渐下滑，一方面产品研发潜能有限，缺乏新的创效手段，另一方面总部不肯减少提成比例，就业者不得不以加大简单劳动负荷为条件，上缴自己的劳动果实，换取自己稳定的生活。

企业利润及相关经营资源的科学调剂，是企业维持研发能力、保持经营产品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企业不当储备，而且转移到金融机构以后，缺乏公正的法规监管，被不良挪用转移、或者聚集到非主要经营领域，违规违法投资造成重大损害，那么，企业正当的经营秩序必定受到冲击，员工作为被动使役者，只能在低薪圈子徘徊，搞不好还会连带遭殃。

从日本的历史演变看，1970年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为31.5（内务和通信部调查），1980年为74.5，10年增长2.36倍，但是薪酬水平也在快速提升，1970年平均月收入为11.3万日元（内务和通信部调查），1980年为34.9万日元，收入增长3倍。那时候各个专业都急于创新，人才奇缺，员工成为最大的经营资源。但是泡沫破裂以后，这种向上成长的良性互动气氛改变，企业转向保守积累，为了减少亏损，或者应对更大风险，加大资金储备，用保障就业抵消员工提薪的愿望，让员工无话可说。从零售业态看，虽然销售逐渐走低，但是企业利润并不是大面积、大幅度亏损，在没有大幅度创新拓展的情况下，显然是在加大资金储备积累。数据显示，根据2017财年的公司统计数据，不含金融和保险两项，日本企业内部储备为446.5万亿日元，如果包括这两项，则达到507.4万亿日元，突破500万亿日元，约等于全国一年的收入，这种财富积累规模和速度惊人，伴随出现的无奈就是工薪阶级的薪酬水平停滞不前。

低信用竞争的乱局

通常，为了压制薪酬成本，企业经营者经常采用不当手段，出现价格竞争失范，无法适应市场交易规则等现象，虽然表面薪酬成本较低，但是背后的信用成本奇高，随时面临国际化市场交易被洗牌风险。具体分析两方面：

第一、企业交易各方应尊重规范，互守信用。按照国际对等交易规则，为了维护国际竞争机制对等、规范、公正，企业应成立员工自主工会组织，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保障员工自主言论自由，保证员工薪酬的稳定和增长，杜绝变相压榨员工就业价值、薪酬权益，杜绝采购非法机制劳务产品，上缴利税、资金调配等渠道公正，税务透明，允许合作企业对等监督检查，上市企业更应该真实地接受公众媒介监督等。

假如，企业运营处于半遮半闭状态，经营目标忽隐忽现、产品渠道盲无所措，运营质量逐渐瓦解，连中高层员工都无法理解决策动向，那么，企业势必会引发公众质疑，在特定合作圈层失去信赖。一个近似的案例，2015年前后，7&i集团在铃木敏文主导下，出现的全渠道数字化战略导向混乱，引起内外部争论，迫使铃木敏文辞退。近两年对于崇光西武百货店的运营部署，又引起行业议论。百货店版块的产品竞争特性匮乏，低价格竞争亏损，不得已处置资产，进也罢、退也罢，都应该遵守秩序。

另一方面，企业上缴利税应规范使用、带动发展。按照经济逻辑，企业上缴利税应合规合法地转移应用于社会公共建设、公益事业，促进大众消费价值不断增长，生活幸福指数稳定提高。假如，企业上缴利税使用无序，公共服务项目、医疗、教育等基础项目收费名目不断扩大，收费价格不断提高，低水平的工薪阶级将无法适应这种强制牵引式消费，消费安全感将会持续萎缩，反过来影响员工在企业的活力，连锁化负面效应会蔓延形成大众积怨，社会伤害、员工身心疾病会越来越多。

日本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宽松政策之下，能源等公用事业部门放松管制，一直维持低价，没有很好地发挥价格杠杆的积极作用，长期低价格换来较高的社会用户满意度，但同时，影响了服务业创新竞争发展，长期维持低水平的同质化产品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普通工薪阶级的薪酬增长空间。

如果事情走向另一个极致，公共管理机构胡乱作为，依靠乱收费、乱涨价、乱纲纪来维护权威，同时又不能有效引导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带动大众工薪族提高薪酬，将更糟糕，那可能意味者实业阶层和主控机构阴阳合谋、联合搜刮温饱线上的工薪阶级的劳动所得，可能更加激发社会民愤。

日本似乎没有走得那么极端，安倍内阁把关怀民生、维护整体稳定作为执政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基本认同。预计今年到明年仍坚持许这样一个低薪酬、低消费的状态。如果说这种稳定有什么消极作用的话，那可能就是低循环、低成长率、低幸福指数吧。

新首相岸田文雄在6月7日内阁会议上通过“新资本主义总设计及执行计划”，重点投资领域之一就是人力资本，计划从政策上推动加薪策略，不过，由于生产附加值较低，从分配方面增加工资比重难度很大，可是岸田又没有提出能够带来加薪机会的增长型产业战略，所以，工薪阶级低薪酬的状态还要持续。

纵观国际比较，按照OECD编制的Well-being指标评价，日本在教育水平、平均寿命、民生安全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也很高，创新型附加值和生产率较低，总体薪酬较低，其中有工作生活平衡、低薪就业等影响，也有人力资本过小投资，成长型产业及企业劳动力流动停滞等原因，该评价结论与本文猜想大体吻合。

结语：工薪阶级怎么应对？

面对经济大局的徘徊衰退，大众提升薪酬的要求难以如愿的现实，普通工薪族该如何面对这种长期的低收入、高压力的消费环境？基本探索有两个方向：

一是减少开支。即减少选择性消费，增加网络渠道消费，退守和保留最低限度必要的简约消费，例如，今年前5个月销售第一位的燕麦粥同比增长2.45倍，比2019年增长13.5倍；在小众社群共享消费场景，租赁房屋、家政、汽车等，摊薄消费压力；开辟远程办公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环境；进一步向折扣店、二手店等低价格区域转移。

二是增加兼职。包括探索增加副业收入，调查表明，获准从事副业或兼业的公司中，近30%公司已经开始出现兼职行为，大部分兼职月收入在6万日元左右；少数员工突破传统企业文化束缚，向高收入企业跳槽；今年4月开始，学校开设金融、网络等新教养课程，一部分人开始学习网络营销知识、金融理财知识，尝试投资小规模资产，投资股票、债券、基金，加强生活安全防御能力。

作为草根阶级，面对各种生死级差，只有自主自立，咬牙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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