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死事件频发，　“救命神器”AED离我们还有多远

11月27日，35岁的台湾艺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中不幸心源性猝死，引发公众对于院外急救的强烈关注。在网上，关于急救过程的责问声不断：如此高强度的节目录制现场有没有配备AED?有没有会熟练使用的工作人员?无独有偶，两天后，北京地铁2号线一名乘客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死亡，地铁确认该站未设AED紧急救助装置。

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55万人因心脏骤停而猝死，抢救成功率不足3%。这也意味着，几乎每分钟都在发生一起猝死事件。近年来，面向大众的心肺复苏等急救培训日益受到重视，但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却进展缓慢。

现状

AED推进力度各地不一

“单纯的胸外心脏按压，成功率只有个位数，而使用AED，抢救成功率可以增加10倍。”民盟界委员、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丁邦晗，在今年初的广东省两会上曾手持AED向媒体强调在主要公共场所配置这一“救命神器”的重要性。“绝大部分的心脏骤停患者存在室颤等恶性心律失常，电除颤是治疗室颤等恶性心律失常的唯一有效手段。”

AED是一种便携式医疗设备，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英文：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可以自动分析心跳、呼吸骤停伤患的心电图，并在需要除颤时给予电击，被称为心脏骤停急救中不可或缺的“傻瓜式神器”。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AED的应用已经相当普及。资料显示，日本每10万人配备AED数量超过了500台，而美国也有300多台。中国有多少台AED，目前并没有详细的统计，各个城市的推进水平也存在明显差距。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ICU副主任医师章云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每10万人只有0.2~0.3台AED，国内最多的是深圳(约2000台)和上海(近2000台)，北京约有500台左右，成都、南京、宁波等城市也有配置。

深圳在AED配置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19年，根据《深圳市政府关于印发2019年民生实事的通知》，深圳财政批出4000多万元，用于新购置2000台AED，安装在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预计这一期AED配备项目完成后，深圳市每10万人口配备AED数量将增长至约17.5台(按服务人口2000万计算)。这也意味着，深圳的AED设置将达到3500台左右。

配置了AED，还要能及时被找到。记者在微信的“城市服务”急救选项中查询发现，深圳、杭州两地已经配备了相当数量的AED，并有地图可实时导航到就近的AED。而北京、广州、重庆等城市均没有相关服务，上海的“急救服务”则显示处于故障修复中。

瓶颈

大众急救观念仍需提高

像深圳这样由政府采购配置AED的城市毕竟是少数。目前国内AED的安装，主要依靠公益机构捐赠和推进。

可是，虽然被称为“救命神器”，AED在国内的推广却困难重重。“一方面是AED主要用于心脏骤停抢救，很多人认为这毕竟是偶然事件，跟自己没关系，急救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我们在捐赠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单位机构并不愿意接收AED，担心后续维护、人员培训等麻烦，更关键的是，担心配备了AED，万一没把人抢救过来要承担责任。”同心圆花样年华急救专项基金有关负责人杨桂荣今年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急救科普培训和AED落地推广。“今年1月份原本计划向街道、社区等捐赠5000台AED，并在普通民众中开展培训，但推进起来难度不小。”

杨桂荣指出，事实上，2017年3月新修订的《民法总则》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被称为“好人法”的这一条法律已经为普通民众参与急救解除了后顾之忧，但大众对此仍有顾虑。也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救助人是否有过错，是否要担责，目前仍难简单界定，法院也可能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让救助人分担损失，这也给公共场所施救带来法律风险。

“AED的布置，单靠民间组织推动力量太单薄，还是希望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杨桂荣认为，AED的推广和急救技能普及，应该像消防体系学习，“公共场所必须像配备灭火器一样配备AED”。

有业内人士认为，心脏骤停急救最关键是“黄金四分钟”，这也意味着AED必须安装得足够密集，才有可能发挥相应的作用。而昂贵的价格可能是AED无法进一步推广的原因。

对此，丁邦晗持否定意见。他指出，目前国产AED一台不到2万元，加上每年更换电极等维护费用，通过政府集中采购，AED的成本可以控制在2万元左右。“钱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还在于政府对院外急救体系的重视程度。”

“猝死事件频发，反映出大众对于急救知识的缺乏，甚至一些医务人员的抢救意识和经验也不足。”丁邦晗指出，AED的推广仍任重道远。去年省两会上，丁邦晗曾建议将“急救课程”列为广东省中小学的必修课，省教育厅也答复称将把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纳入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但目前急救科普进中小学院校“没有什么动静”。以广州为例，媒体报道显示，广州2017年开始在花城广场、广州塔、北京路等8个旅游信息咨询点配置AED，目前天环广场等大型商场以及部分体育场馆也有相关设施，但总体数量并不多。“目前广州地铁仍没有见到AED设施。相关宣传和培训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丁邦晗直言。

不过，事情也在逐渐好转。今年广东省政协办公楼开始配备AED，省中医院也一次性购置了8台，为急救保健箱添加了这一“救命神器”。“还有的市民家有心血管病人，也来问是否需要在家中配备，可见AED越来越深入人心。”丁邦晗透露，关于AED配置的中国专家共识也预计会在近期发布。

前景

AED配置写入健康中国计划

自2017年深圳启动“公众电除颤计划”以来，安装在公众场所的AED已经参与现场抢救20人次，成功救治8名患者，“其中，非医务人员使用AED救活了2个人，神经功能完好，能够再回归社会。”丁邦晗教授感慨，这正说明了在公共场所配备AED和推广急救科普培训的意义重大。

事实上，完善公共急救能力已经写入国家发展大计。《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比例分别提高到1%和3%以上，按照师生1∶50的比例对中小学教职人员进行急救员公益培训。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场、车站、港口客运站、大型商场、电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配备急救药品、器材和设施，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在建议完善社会公共急救体系，推动公众使用AED。国家卫健委在回复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家行政学院等单位合作，正在开展群众性救护有关法律问题课题研究，探讨进行“高危行业工作人员须接受急救培训”“公共场所需配备急救设备”“救护免责”等相关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经将AED的使用方法列入培训大纲，作为红十字“救护师资”和“救护员”培训的必修内容。卫健委也将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公众使用AED的相关立法工作。同时与财政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多种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激发慈善资源、基金会、企业等社会资本投入医疗卫生事业，共同加大AED配置投入，拓展公众使用AED试点范围，通过在试点地区人群密集公共场所安置AED，并培训场所管理人员或普通公众学习心肺复苏及AED使用技能，提升心脏骤停院外救助的能力。

“急救一定要有公众积极参与，才能为医务人员赢得时间，否则医生本事再大也没有用。”丁邦晗最后强调，“希望大家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心脏骤停的人，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严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