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调整，中国地位会改变吗？丨风云对话

近来，美西方有声音唱衰中国经济。一些政客和媒体仅凭单项、局部、短期的波动数据来判断全局，放大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挑战，给中国经济“泼凉水”，企图“掐灭”信心，“调减”预期。在此背景下，仍不乏有经济学家提出客观理性的看法。

金刻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经济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凭借前瞻的观点主张、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数据论证、研究成果，在经济学领域大放异彩，成为真正能在西方核心影响力圈层卷起波澜的中国声音。

(资料图)

近期，她出版了新书The New China Playbook《中国新策略》，尝试客观全面地介绍中国经济的成长，并澄清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常见误解和迷思。

金刻羽：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程度应视国情和发展阶段而定

主持人朱梓橦：

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中国新策略》（The New China Playbook）。您说过这本书其实是未经过西方视角过滤的，它是一个阅读原版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您看来，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模式的理解有什么样的误解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金刻羽：

首先呢，西方人看中国是以西方人的视角，但实际上不只是看中国，看中东，看其他世界各地都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我们学西方式的经济理论的时候基本就是一两个宏观模型，等于说这个宏观模型应该是在他们眼里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他们对政府和国家的力量稍微有一种质疑的态度。他们喜欢小政府，喜欢以市场为主来推动经济，但这忽略的是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如果是发展初期，那肯定政府的力量要比较重要，政府的协调、动员能力等等。但是这个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里都是不存在的，政府是在他们眼里就是不要过多的参与。

金刻羽：西方误判政府作用且低估中国经济分散的程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金刻羽：

但是我跟他们讲这个故事，中国的政府在全国设立了400万个电动汽车的充电桩，但是在美国只有100多万个左右，那么使得中国基本从零开始，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的市场。在这个时候要推动一个新兴的产业，这时候的政府力量可以非常大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对政府的作用是有误判的，也低估了我们的经济分散的程度。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自主和有很大的权力来推动改革，绿色，环保，各种各样的这种新兴产业和科技。他们觉得，一个纽约的市长搬到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市当市长，然后再轮流回到迈阿密当市长，每一次都推动大的经济的这种项目，他们是觉得根本想象不到的。

中国经济的创新，背后正是中国自身经济理论的创新，而在理论创新的背后，是新一代经济学家与中国面对的新挑战、新状态碰撞的结果。

金刻羽在新书中提出了一种建基于实践的新经济学理论，旨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市长经济”。她以蔚来电动车公司为例，解释了什么是“市长经济”的创新实践

金刻羽：市场经济+市长经济=中国创造世界级企业

主持人朱梓橦：

金教授您提到了市长经济，这个概念您之前也说过，包括市场经济加上市长经济，它成为了一个很独特的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市长经济在中国到底是怎样体验和实施的？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金刻羽：

我其实跟很多西方的朋友在解释这个市场经济跟市长经济实际上就差了一个字，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实际上市长经济，它虽然是一种比喻，也不是针对于比如说某一个市长，但是广泛的意义是地方政府的作用。他们真的是基本上没听说过的。那其实我说我给他们看一个图，我们的这个独角兽企业，科技独角兽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很多很多的城市都有独角兽企业，而不仅仅是北京上海深圳等等，包括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等等。比如说合肥，作为一个外国人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的城市，竟然能够有世界级的企业，比如说蔚来，京东方，还有所谓的量子，这些国际的企业，他们也觉得非常惊讶。

在金刻羽看来，要理解中国经济，不能套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框，而是要看到中国的经济早就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另辟蹊径，以创新与实践为主导，有效融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种理论。

金刻羽：现西方也在审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

主持人朱梓橦：

从您新书的角度，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超越了这两个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的这种创新力的核心秘密在哪儿？中国式的创新有哪些特点？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 金刻羽：

首先呢我觉得这种标签，什么社会主义socialism，还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再说是capitalism，哪一种capitalism资本主义，其实都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你要现在看西方啊，他们自己都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比如说贫富差距，比如说CEO在美国的平均收入是一个普通的员工的几百倍，这个他们觉得是有问题的。而且现在看到他们的社会分裂程度也是非常严重。美国很多的白种人的中年男性，他们的平均收入几十年都没有提高，都是属于一个平的情况，这对于一个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来说，这是让人很惊讶的现象。

金刻羽：中国创新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适用于发展中国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 金刻羽：

说回到创新，其实我们对创新的理解要稍微的广泛一点，创新不只是说第一次发明一个东西，必须得是完全新的事物，它可能是一个现在已有的事物的质量的提高，或者是一个程序的提升，使我们的效率更高，或者是更环保，或者质量更高都是属于创新。

所谓的应用创新实际上中国是非常非常强的。要看到这个世界里90%的人还是住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没有足够好的科技，但是他需要的科技，不是说一定是美国的最前沿的科技，对他们来说都不适用。经济学家发现了他们是需要最适合他们的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些科技。那中国的科技首先有应用创新，也是比较注重于解决问题。不是说想到一定是想到特别特别远，或者是去摘星星摘月亮那种，而是怎么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中国的创新科技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适用。

8月30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比你想象的更好》的署名文章，谢锋表示，像过去多年一样，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和推动全球增长的最重要“发动机”。

金刻羽：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面临“失去的十年”

主持人朱梓橦：

金教授对于中国今年的经济的前景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金刻羽：

首先，我们在慢慢恢复。因为消费者之前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现在呢，在慢慢地恢复信心。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数据，实际上消费这块，是起到了领头的作用。当然了，我们是有一定的短期的压力和一些长期的一些结构性的挑战。首先就是镇定信心。其实西方的经济体，西方的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百年当中这个镇定信心和管理预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通过了100年的时间以及有很无数次非常痛苦的经历来管理这个预期，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就是更好的镇定人们的信心。

说到长期的挑战，我并不像很多人，首先我不同意西方人的观点，说中国有可能会有一个失去的十年，像日本一样，或者是这个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下滑阶段，这是西方的一些主流的观点，我一点都不同意。

直白地说一点吧，我们在追赶阶段还没有结束。怎么说呢，不论是从生产要素，人均GDP，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本，当然了中国有非常多的有才华的人，但是如果你要是光看比如说大学生或者是高等教育的百分比肯定是还跟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个差距是好事。为什么说是好事呢？这个代表的是一种潜力，就是你要是往哪个目标走能够达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这个长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靠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储蓄率、教育水平，体制问题这种是长期的最重要的要素，就算是我们的生产要素还有一半可以往前走。

金刻羽：分散风险”是对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布局的考量

主持人朱梓橦：

我们近期也听到了很多关于去风险de-risking这样的一些口号和声音，这样的声音会持续一段时间吗？那如果它会的话，它会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金刻羽：

实际上de-risking也跟这次全球疫情也有关系。之前的这个全球化是想最大化效益提高效率提高，但是现在呢更考虑的是我要分散风险，所以要有一个权衡，就是效率跟分散风险的一个权衡。然后大家都在思索怎么去做。实际上不完全是跟中国有关系，就是经历了这一番疫情和对产业链的一种大的冲击，他们首先就觉得我们应该有不同的供应商，然后要有一个更稳定的布局，所以我们的确已经脱离了这个经济理论上的这种意义上的最优点。对于经济学家这肯定是一个比较不幸的事情。

金刻羽：中国在全球化供应链中仍发挥着核心作用

主持人朱梓橦：

“去风险”它实质上是一个去全球化的概念吗？从经济学的角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金刻羽：

diversification，分散。不管是之前我们讨论的很多的金融风险要分散，但是从来没有讨论过贸易方面的分散。它不像金融市场里头每天都有这个大的这种，小冲击大冲击都有。对于贸易来说，大的冲击就是保护主义，那么我们经历了四轮大的保护主义，一百多年啊，每次呢都回到了一个还是一个全球主义的一个趋势。

实际上很多的文献都看到了，中国出口廉价、高质量的和很多种类的中间产品是最重要的原因，使得美国的这些国际企业有更大的利润，然后呢这个生产效率提高。所以中国四分之三的出口都是中间产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产业链中起到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在做微妙的调整。

金刻羽14岁就赴美求学，三年后她进入哈佛就读，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本科课程，25岁拿到了哈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此外，她也曾就职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在学术研究之外，金刻羽还在《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国际主流媒体上撰写文章，2018年，作为达沃斯的青年意见领袖，她公开“挑战”美国财长，让无数人对她刮目相看。

除“经济学家”外，金刻羽还有一个身份引人注目，她的父亲是前财政部副部长、现亚投行掌门人——金立群。早在2012年的时候，金刻羽就与父亲一起在《金融时报》发表了《欧洲应向亚洲取经》的文章，建议欧洲各国学习亚洲务实的精神。

金刻羽：父亲好学对我产生很大影响 但探索精神是成功关键

主持人朱梓橦：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成长过程当中，您的父亲金立群先生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金刻羽：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影响还是我每天醒来或者睡午觉起来，看到的时候我爸在工作、或者在看书、或者在听古典音乐，实际上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庭，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父亲只要晚上回来有时间的时候，要不在看法语，要不在看文学，要不就是在看经济等等，好奇心非常足。好奇心我觉得最终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在一个家庭当中培养一个孩子对外面世界的探索精神和热爱学习，愿意去吸收新事物，其实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我最近也在读不少书，在看这个成功的人士以及我自己个人接触的国际上的成功的人士很多甚至我觉得因为他们不是来自精英家庭，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探索去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然后愿意持之以恒。我倒反而觉得有些来自精英家庭的限制了他们的这种自由想象的空间，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主持人朱梓橦：

您也是受中国的和西方的教育影响，也是对两种文化的了解也都比较深，比如说对现在国内的一些想要出国求学的孩子，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金刻羽：

我首先讲一下我对这个大的教育方面的思索和这两个不同体系的一种对比。我觉得美国是真正的一个培养明星的一个环境，它甚至可以把平均人口能够甩在一边，但是给这些像马斯克、乔布斯这样的人一个最大发挥自我的一个空间和一个环境。那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基本就是像放羊似的，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你要是真的有这种动力有意愿，那你有最好的资源，但是我不管你，我们都不管你。在国内我们的平均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是不是在有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抑制这种明星式的这种发展，或者一种突破，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调整。所以就回答你的问题，哪个环境更重要和出国重不重要，实际上环境的确固然很重要，但是要人在一个环境当中的结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归根到底，就是刚才我说的好奇心、探索、热情和持之以恒。

制片人：王志江

编导&编辑：杨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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