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 催动改革燃星火

探求省域破解师资难题的“真经”

(资料图)

魏海政

历史记录

山东省从顶层设计入手，朝着难题精准发力，打破部门条块管理界限，拆除体制机制藩篱，破解编制、待遇等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路，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7年2月20日《跳出编制的“框”——山东省教师队伍建设调查①》，作者：本报记者 张婷 魏海政

采访者说

“山东省教师队伍建设调查”系列特别报道，是2016年由编辑部确定选题后，编辑部领导亲自带队深入山东各地调查采访的，并于2017年2月20日、21日、22日，连续3天在《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刊发。稿件刊发后，在教育战线引起良好反响，有力推动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这一系列报道虽然在2017年初刊发，但作为亲历者，我个人关注教师队伍建设相关问题从2010年就开始了。

2010年底，山东省潍坊市17名中小学教师被核准为全国第一批正高级职称的中小学教师，从此，中小学教师职称突破了“副高”天花板，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教授”级别。其中唯一的小学教师姜言邦因而成为全国第一位小学“教授”，每月工资也多了近千元。经过深入采访，我于2011年初在《中国教育报》以《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带来了什么——小学“教授”姜言邦亲历职称变迁20年》为题做了深度报道。

也正是这次采访报道，引起了我对教师队伍建设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最优秀的人吸引到教师队伍中来？怎样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感情，调动他们对教育工作的热情，激发他们对教书育人的激情？

这些问题也为我后来关注教师队伍建设留下了“伏笔”。2015年，我先后以《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之怪现状》《职称改革：基层教师有四盼》《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红利究竟有多大？》等为题，调研采访，反映了基层教师职称评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基层教师的期盼，关注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山东省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从顶层设计入手，打破部门条块管理界限，拆除体制机制藩篱，破解编制、待遇等问题。通过系统的顶层设计，全面推动了教师队伍建设中职称、编制及相关体制机制问题的破解。

我抓住时机向编辑部汇报了“山东教师队伍建设”这一重点选题，得到了编辑部领导的认可和大力支持，最终推出了这一系列调查报道。

今年初，编辑部又派记者进一步深入采访新时期山东教师队伍建设的创新举措，以《职称改革激发乡村教师活力》为题，重点报道了山东“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创新实施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的纪实报道，其中报道了平阴县孙燕英老师20多年坚守乡村教学一线，通过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政策，评上了高级职称。如今，在山东，与孙燕英老师一样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的教师已多达9万人，他们教书育人的干劲更足了。这样的变化，正是我们教育报记者工作的初心、使命和价值所在。

（作者系本报记者）

感受三代农大人的为农情怀

柯进

历史记录

“中国农大是曲周人民的功臣、恩人！如果没有中国农大，曲周可能还是个‘咸碱浮卤，几成废壤’的盐碱滩！”十几年的治碱战役，被誉为中国农业的“两弹一星”，扭转了我国南粮北调的历史。

——2018年10月23日《千年盐碱滩上的“温饱试验”——中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记（上）》，作者：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柯进 高靓

采访者说

河北省曲周县王庄村84岁农民王怀义是我的一个采访对象。他生于解放前，入伍前从来就没吃饱过。

上世纪70年代初，王怀义从部队退伍，回到到处都是盐碱地、连喝水都只能去邻村提的王庄村。

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竖立着一块石碑，它和今天竖在中国农大西校区的那块石碑，是“双胞胎”。

我的采访故事就从王怀义和这块石碑讲起。

2017年，在中国农大采访时无意间看到这块石碑，我向学校宣传部打听它的来历。石碑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2018年10月，正值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成立45周年。我们成立了一个报道组，前往曲周县走村入户采访。恰巧，我们偶遇王怀义。采访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中国农民！

40多年前，他从部队退伍后，被推举为王庄村的村支书。

对饥饿有着可怕记忆的王怀义始终坚信：只要有国家在，有人在，有土地在，就一定能找到吃饱肚子的方法！

其实，王庄村之外，曲周的改土治碱试验正在艰难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黄淮海平原土地盐碱化所导致的粮荒，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内忧。

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综合治理，组织科学会战，把盐碱地治理成米粮川。

任务到了中国农大，以石元春、辛德惠院士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前往曲周开展试验。

北京与曲周，不足1000里，但这段路，中国农大人走了45年！

1974年麦收时节，张庄一夜成名：张庄大队粮食总产30万公斤，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近1倍！

张庄的试验，刺激了王怀义的神经。每天下工，他就去张庄专家们的驻地说明村里情况，请中国农大的专家们帮王庄村治碱，一连去了5天。

王怀义感动了农大的专家们，王庄村随后被列为第二代试验区，王庄村民终于吃饱了肚子。

此后，越来越多的张庄、王庄村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1993年，由中国农大牵头的这项盐碱地综合治理及农业发展项目，与“两弹一星”一起，同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也就在这一年，为感激中国农大的付出，曲周县委、县政府在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立了一块石碑。石碑的正面刻着“改土治碱，造福曲周”8个大字，背面刻着石元春、辛德惠两位院士以及众多当年参与治碱大会战的师生的名字。

过去半个世纪，第一代和第二代农大人把曲周盐碱滩变成了良田。第三代农大人探索出的科技小院富农惠农的服务乡村振兴模式，已经走出曲周，正在走向全国。

目前，中国农大在全国24个省（区、市）的90多个县（市、区、旗）牵头建立了139个科技小院，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不仅如此，科技小院还走出国门，走进非洲大陆，成了中国援外的一个响亮品牌。

（作者系《神州学人》总编辑、原本报记者）

挖掘乡村教育振兴的“泸溪经验”

李伦娥

历史记录

乡村振兴要靠人才，人才之兴在教育。所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乡村教育振兴。通过对泸溪教育发展经验的梳理，我们得出启示：乡村教育振兴，需要钱的支撑，但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人”。

——2019年10月11日《乡村振兴，教育为何是“牛鼻子”——来自国家级贫困县泸溪的教育报告（下）》，作者：本报记者 李伦娥 阳锡叶 赖斯捷 通讯员 李茂林 倪正松 李常

采访者说

泸溪是湖南湘西的一个小县，记者关注它有20多年了，因为无论是“普九”时的控辍保学，还是后来的寄宿制学校建设、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这个偏远且深度穷困的小县，总能做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创举，特别是2009年开始实施的农村教师津补贴政策，更是开全国之先河。

这些年，农村教育问题越来越多，农村教育越来越难办，而这个至今都不通火车、GDP总量在湖南倒数第六，总人口仅31.7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62.3%的小县，居然逆势上扬，不退反进。

为什么？泸溪经验到底是什么？其深层次原因何在？其重大意义何在？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与《湖南教育》杂志，多次组织记者编辑探讨。大家认为，泸溪经验的价值“堪比当年的汨罗素质教育”。

2019年6月24日，由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湖南教育》杂志等部门的12名采编骨干组成的采写小分队浩浩荡荡出发了。我们分成4个小组，深入学校和相关职能部门，甚至师生家中采访。

“要看最差的乡镇。”“到最偏远的学校。”“原定几十分钟的采访，搞了一个多小时”……大家白天分头采访，晚上碰头汇总、查阅资料，整整6天，小分队争分夺秒，马不停蹄。

7月3日，采访小分队回到长沙，商量写作框架。

7月14日，我负责的第一部分拿出初稿，8000多字；8月9日，全部6个部分的稿子交齐，阳锡叶统出初稿，5万多字，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在8月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稿（第十稿）才敲定！我同时修改出两个版本，分别投往《中国教育报》和《人民教育》杂志。

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人民教育》杂志推出了14个版的“泸溪经验”特稿；10月10日至11日，《中国教育报》以“头版头条+要闻整版+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连续两天对“泸溪经验”进行了重点报道。

系列报道推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2019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作出重要批示。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多次作出批示，指出“泸溪经验很好，要推广”“基层建设可否借鉴泸溪经验”。时任省长许达哲批示：“要把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一项打基础、利长远且紧要的重大任务来抓。‘泸溪经验’要进一步总结推广。”

2020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发通知，在全省学习推广泸溪县教育改革经验；9月，湖南基础教育改革现场会在泸溪召开；2021年，泸溪县被湖南省教育厅确定为全省13个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试点县之一。据悉，已有广东佛山、安徽合肥、山东章丘等全国各地60余个市县前往泸溪县考察学习。

（作者系本报记者）

对职业教育的关注永不停歇

陈欣然 李澈 禹跃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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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0多年前的“工学并举”到如今“全面建设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标杆”，办职业教育，天津似乎有着某种“宿命”。面对新的时代命题，渤海之滨、海河之畔的这片土地上，新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浪潮正在徐徐升腾。

——2021年8月10日《津门逐浪高——天津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透视（下）》，作者：本报记者 李澈 陈欣然 禹跃昆

采访者说

从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探索校企合作、职业院校行业办学等创新举措；从2008年起连续12年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助力中国职教国际化、打造鲁班工坊等国家名片……多年来，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作为可谓独树一帜。天津的职业教育能为其他省份提供怎样的借鉴？2021年初夏，经过周密策划，我们决定对天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整体的深入挖掘。

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有哪些特征？传统的职教体系如何升级为现代职教体系？天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实践有哪些经验可供参考？其背后的发展逻辑是怎样的？

带着问题，我们开始了采访。几天时间里，我们先后与天津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座谈，走访国家职教中心主任，走进天津市职业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等多所学校，采访校领导、教师、学生，实地考察办学情况，最后一天我们与十多所职业院校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天津市职业大学，我们参观了汽车工程学院实训基地，企业捐赠给学院用于学生实训的新型号汽车令人惊叹不已；在天津海运职业学院，身处船舱模拟实训室犹如置身真实的海面之上……

我们先后走访了十几家单位，采访教育行政部门干部、职业院校领导、专家学者、一线师生等共30多人。此外，我们还查阅了十几本相关书籍和30多万字的资料，对天津职业教育发展的脉络有了清晰准确的认知。

此后的半个月，我们对采访素材认真梳理，搭建文章框架，决定分上下两篇写作。上篇《潮起海河边》讲述了天津连续12年举办“国赛”的情况，两所本科院校——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对天津职业教育的独特贡献，以及天津在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打造学习型城市方面的探索。下篇《津门逐浪高》则从深层次分析了天津职教勇立潮头的原因。

写作过程中，我们先后草拟了两三个开头，都不甚满意。后来在沟通中忽然想到，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天津站附近的“百年天津工业展览馆”参观时，看到了很多黑白老照片，以及飞鸽自行车、海鸥牌手表等老物件，它们昭示了天津这座城市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经过仔细斟酌，便有了后来这个充满画面感的开篇。

报道刊发近半年后，《教育部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产教城融合 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标杆的意见》发布，在2021年天津市与教育部共建职业教育示范区升级版圆满收官的基础上，开启新一轮部市共建工作。部市将携手共同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标杆，为中国特色职教创新发展提供“天津方案”。

（作者系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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